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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长效化法理思考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朱 琳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1-11-25 14:11:09

    摘要:根据《建立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长效化机制工作方案》提出的要求,从法理上分析了将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纳入法制化轨道的理论基础。建立长效化的法律保障机制应当顺应体育水平现实差距的现状,采用赛事性志愿服务与非赛事性志愿服务相结合、专业性志愿服务与非专业性志愿服务相结合以及组织性志愿服务与非组织性志愿服务相结合的模式,在法律规范的建构要以存在的问题为中心,对现有的制度进行调整和完善,实现诸法互补、保障有力的法治环境。

    关键词: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法律保障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举办,使志愿服务与体育的结合达到空前的高度。在后奥运时期,志愿服务的活动范围将从竞技体育逐步扩展到社会体育,从赛事志愿服务扩大到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以2010年8月“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大行动”和2011年2月“健身大拜年———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为典型,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的实践活动已经在全国各地全面展开。在此背景下,国家体育总局研究制定了《建立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长效化机制工作方案》,该规范性文件在第五条第二款中提出了:制定科学的法规规划,探索制定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法规制度,明确志愿服务工作的中长期发展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将志愿服务内容纳入各级体育部门年度工作要点。将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对于推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的权利义务从法理学上看,法律作为一种最有效、最权威的社会控制手段,以权利和义务为调整机制。也就是说,权利和义务是采用法律手段推动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的两个向度。厘定相关主体在应然层面上的权利和义务,以规范性法律文件使之固化,从而上升为国家意志,将对全体社会成员产生普遍的约束力。

    因此,构建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法律保障体系的逻辑起点就在于明确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及相对方应当履行的义务。

    1.1 体育权利的多维享有

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随着社会的经济结构变迁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的发展,人权的种类也会发生变化,集中表现为新兴的权利样式为学界所证立,并进而得到主权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认可与保护。体育权利就是一项上世纪中叶以降逐步为学界所认可的新兴权利样式。体育不仅体现为竞技赛事商品化的消费模式,还体现为人类在生产劳动之余的精神需要,更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人类关于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体育运动,并分享体育运动带来利益的诉求,最终凝结为“体育权利”这个基本范畴。从实然法的角度看,体育权利实现的法律保障已经具备了国际与国内两个最高位的依据:国际人权公约与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1年2月28日批准通过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12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这构成体育权利在国际强行法上的渊源。《奥林匹克宪章》也承认体育是一项人权。《体育运动国际宪章》作出更加明确的表述:“参加体育运动是所有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每个人具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基本权利,这是为充分发展其个性所必需的。通过体育运动发展身体、心智与道德力量的自由必须从教育体制和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加以保证。”在国内法的层面上,《宪法》虽然没有直接使用“体育权利”的术语,但是在总纲里规定了“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国务院制定的《全民健身条例》第4条则明确规定“公民有依法参加全民健身活动的权利”。

    现代的法政哲学在批判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二分法的基础上,发现了“三位一体”的权利公式:X is free from Y to do Z,在此,X代表主体,Y代表强制、干预、限制、障碍等阻止因素,Z代表行为。[2]据此,权利永远是包括“主体”、“免于外界侵害”和“积极行为”三个要素的关系。在全民健身的视域下,体育权利的享有和实现应当是多维的。权利主体既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参与、促进并享受体育运动,而免于外界的干扰。例如,学生(X)免于过重的文化课负担(Y)而参加体育锻炼(Z)。权利主体也可以要求国家机关、民间组织以及其他公民来协助其实现体育权利,从而确保权利主体在体育领域得到充分和均衡的发展。例如,业余体育爱好者(X)免于知识的不足(Y)而获得专业运动员的指点(Z)。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获得志愿服务是体育权利的有机组成部分,系宪法规定的公民所享有的物质帮助权在体育领域的展开,应当得到法律的规范和保护。

    1.2 对应义务的多元履行

体育权利的多维享有要求对应义务的多元履行。一方面,“体育运动是人类的创造物,不是本能行为,不经过持之以恒的教学,是无法产生的。”[3]公民从事体育运动的能力直接受制于体育运动知识和技能的教授及传播,在学理或立法上的权利宣告尚不足以促成公民体育权利的有效享有。除了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配备特定的教职人员外,受众最广的群众体育则需要依托志愿服务体系来培育社会大众的体育能力,普及全民健身的知识、技能和文化。另一方面,体育资源在职业运动与业余运动之间配置的差异造成运动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紧张关系。

    职业运动员肩负着挑战极限、为国争光的艰巨使命,理应分配到高于大众水平的体育资源。但是,重大赛事的承办和奖牌数量的增加,并不等同于民族体质的全面提高和人类社会的实质进步。因此,职业运动员在分享总量有限的体育资源以成长为运动精英的同时,势必承担着传播体育文化、教授体育技能、普及体育运动的道义义务。这种反哺大众的道义义务最终融入志愿服务体系,并通过优秀运动员志愿服务活动的形式得以落实。

    从法理上说,体育权利所对应的义务主体是复合的、多元的,应当包括政府义务和民间义务两方面。(1)政府义务通过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来履行。前者指政府直接实施与执行法律和政策的强制性规定,针对特定的人或事而采取具体措施,其行为的内容和结果将直接影响某一个人或组织的权益,例如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专项资金的拨付、志愿服务队伍的培训;后者指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法规和规划对体育权利进行抽象意义上的保护,例如在深入调研和借鉴其它行业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探索制定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法规制度,制定《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发展规划》,明确志愿服务工作的中长期发展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2)民间义务又可细分为公民义务和社会义务。《世界人权宣言》第29条宣称:“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公民都是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的义务主体,应当力所能及地服务于全民健身运动。我国《宪法》第42条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义务劳动所内在蕴含的奉献自己,帮助他人,服务社会的精神与志愿服务存在内在的契合,进而为志愿服务的法治建设提供宪法的依据。[4]社会义务则指特定的社会组织包括企事业单位在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领域所承担的义务。公民个体组建成特定的社会组织,以组织的名义履行此种义务。截止2009年底,全国90%以上的地级市,80%以上的县以及1968所高校成立了青年志愿者协会,规范注册的志愿者已达到3047万人。[5]这些协会联合企事业单位在环境保护、社区服务、应急救助、大型活动等领域履行了大量社会义务,尤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发挥积极作用。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角度看,抗灾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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